永春千年香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2022-05-19 14:59 作者：丝路纵横编辑部来源：《丝路纵横》杂志

（文/《丝路纵横》杂志社特约记者林联勇辜希凡）永春香文化发展历史，大体跟中华香文化发展历史一致。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是中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相融合的产物，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中国香文化的发展历史，其可概括为：肇始于春秋战国，滋长于秦汉两朝，完备于隋唐五代，鼎盛于宋元明清。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多舛，香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阻抑，渐渐被局限在庙宇神坛之中，以至当今有很多人将香视为宗教文化之一隅，甚而归入封建迷信的范畴，实为时代之遗憾。

历史文化传承千余年的永春香，蕴含有宫观寺宇的庄严神秘，有善男信女的虔诚顶礼，有文人雅士的高尚情趣，有普通民众的世俗诚朴，飘逸着来自遥远的海上香料之路的遗风，寄托着海外游子浓郁的乡愁。一缕香魂，缥缈不绝。

中原文明铸就永春千年香文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长期战乱不断，大量士族南奔，史称“衣冠南渡”。众多中原人进入相对安宁的福建，其中一部分人沿着晋江水往上游桃溪逐渐发展。在永春城南牛头寨出土的东晋墓砖上便印有“太元十五年”（390年）字样。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陈后主叔宝之子陈镜台率亲族和部属南奔，到永春蓬壶、石鼓、五里街一带定居。
这一历史时期，中原香文化在战乱中仍获得了较大发展，薰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同时，道教、佛教兴盛，两家都提倡用香。陈后主叔宝在其宫体诗《舞媚娘》云：“转身移珮响，牵袖起衣香。”《乌栖曲》云：“合欢襦熏百和香。”这时期的永春虽然僻处闽南一隅，草莱初辟，但可以想见，随着一批批中原垦荒者的到来，中原文明包括香文化也随之传入这里，掀开了永春香文化历史的第一页。
隋朝末年，僧思慧在魁星山麓的上场（现石鼓镇桃场社区）建恩惠院（后改称灵感寺），这是永春最早的寺庙。唐代，永春佛教进入一个兴盛时期。根据《八闽通志》的记载，永春肇建于唐的寺庙有云峰寺、太平寺、白云寺、云居寺、惠明寺、白马寺、延寿寺、西峰寺、山居寺、兴善寺等。至于五代时期佛教的兴盛，南宋绍兴年间永春县令黄瑀在《惠明寺记》中说：“五季迭兴，偏方离析，全闽之地，王氏得而有之。干戈相寻，略不休息。将佐晚年，悔于屠戮，争建祠宇，尽刈膏腴，求为福田。僧徒日炽，甲于天下。”从隋唐开始，几乎所有的佛事活动都要用香，不仅敬佛供佛时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台说法之前也要焚香。佛教的兴盛，推动了香在永春的广泛使用。

1975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土的宋代古船文物中，遗留下4300多斤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等，佐证当时泉州海上贸易的繁荣与昌盛。

留从效对海上香料之路的贡献

唐代，泉州港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出现“涨潮声中万国商”的辉煌景象。来到泉州的外国人有使臣、商人和传教士，带来大量香料，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香料之路”。
五代时，永春人留从效任清源军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封鄂国公、晋江王。他割据泉州、漳州近20年，是当时整个闽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他十分重视海外交通贸易，在泉州城内“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蠲除各种苛捐杂税，允许自由贸易。当时，从泉州运往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部等地的货物有陶瓷器、铜铁器等手工业品，从海外运回的有象牙、犀角、玳瑁、明珠、沉香、樟脑等货物。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业繁盛，号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
据《宋史漳泉留氏》记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留从效“遣别驾黄禹锡间道奉表，以獬豸通犀带、龙脑香数十斤为贡，世宗锡诏书嘉纳之”。《清源留氏族谱》收录了周世宗颁给留从效的敕书：“所进白龙脑香一千斤具悉。卿化行一境，名冠群雄……驰单使以爰来，奉名香而作贡。”依族谱所记，留从效进贡的龙脑香为一千斤而非史书记载的数十斤，由此亦可见当时泉州港进口香料数量之多。

宋代泉州成为对外贸易巨港，留从效实为开创者。他为“海上香料之路”的繁盛所做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文人墨客与香的不解之缘

文人嗜香，书斋之内红袖添香，香气萦绕，与书香融合在一起，说不尽的雅致，让人迷恋。
从宋代开始，中国香文化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正是永春人文最为兴盛的时期，涌现出柯述、蔡兹、陈知柔、留正、庄夏等名贤。在他们身上，少不了与香有关的风流雅事。
北宋元祐、元符年间，柯述两次担任福州知州，曾登福州乌山神光寺，在崖壁题镌“天香台”三字。前面提道的北宋末年担任永春县令的江公望，在永春建多暇亭，并赋诗云：“邑古人烟少，身闲体力便。看书新棐几，兀坐旧青毡。树密深移影，炉寒细袅烟。何须赋归去，斗酒且穷年。”描写他在永春多有闲暇，静坐读书的情景，细品诗之意境，其中所云“炉”当为香炉无疑。南宋初，担任广东南恩州知州的蔡兹辞官归隐永春达埔，自题其书室为“燕堂”，并题诗有句云：“一世简编贻后叶，百年香火奉先心。”南宋绍兴己卯科（1159年）解元王职（锦斗人），有《肄业寺中》诗云：“书余杖策入沙门，几缕炉烟香染巾。流水高山窗外景，奇花异草寺边春。玲珑曲槛笼明月，缥纱画帘卧紫云。半点红尘无梦到，时来白鹤伴僧人。”所写虽为佛寺之香，但因沾了士子的书香之气，也变得高雅起来。陈知柔（号休斋）曾任循州、贺州知州，后辞官归隐，悠游于寺宇之间，泉州知州王十朋《赠陈休斋》诗有句云：“真人奉香火，萧寺含悲辛。”陈知柔与著名理学家朱熹为莫逆之交，“昼则联车，夜则对榻”。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陈知柔去世，朱熹致文哀悼，“谨以香、茶、酒、果，奠于休斋先生冲祐参议陈公之灵”。南宋丞相留正，是留从效六世孙，其子留端，任龙图阁直学士、正奉大夫。留端在为自己家族《清源留氏族谱》所作的序中，有“焚香涤颖，于是乎书”之语。
延至明清，香风不绝，香炉已是许多文人在生活中固定的书斋陈设。读书时伴随着香烟袅袅，也是明清文人的风雅形象。黄光升（号葵峰）是永春县儒林里人，明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授长兴县，升刑科给事，历至四川藩司及湖广川贵总制，两任尚书，冰操仍居，旧庐不动寸椽，仅构祠宇奉祀父祖”（清康熙二十三年《永春县志》）。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为其题写堂联曰：“居守上世之敝庐，文靖厅旋马；动遵先民之遗矩，清献夜焚香。”其中“清献夜焚香”用的是北宋名臣赵抃（谥清献）“昼有所为，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的典故。此联既是用典，也是写实。明代士大夫的书室雅斋大多讲究闲适淡雅，往往借助焚香以助明心见性，黄光升亦不例外。朱梧《上葵峰黄尚书二十韵》就提道“馨香余菌桂，著作满琼瑶”。黄光升晚年隐居晋江，“屏绝纷嚣，日惟焚香著书，矻矻终其身弗懈云”（明黄文简《尚书赠太子少保黄恭肃公行状》）。
生活于明中期的颜尚朝（1430-1506），永春上场人，是著名乡贤颜廷榘的曾祖父，“平居喜阅道经，每焚香坐诵，喜琴，谓能养人性情也”（《桃源颜氏族谱》）。生活于明末的薛思道（号二吾，1549-1627），是永春上场薛氏开基祖，“其所交类皆大雅君子。至于晚年，焚香静坐，日与诸亲谈命说理，究吉凶之符以自乐”（《桃源薛氏族谱》）。生活于明末清初的苏坑人张翼储，“生平耽书晤理，数奇弗遇，备经阅历，故老年退处幽居，礑不断茶，炉不断烟，谈今说古，皆有麈尾之风，交游赠答，坐花醉月，往往形诸吟咏”（《桃源魁奕张氏族谱》）。生活于清初的蓬壶高丽人林景主，“少知书，长好礼……晚年优游邱壑，净几茗香自恬，恍若逸世遗民也”（《桃源丽山林氏族谱》）。生活于清初的吾峰张格人张云立，以教私塾为生，“见族后生小子读书能文者欣然倍加敬爱，每童子试及乡会试未揭晓，必神前拈香问信（乡语曰听香），悬望有如饥渴”（《桃源张格张氏族谱》）。清康熙年间，贡生李射策（达埔狮峰人）为狮峰岩题联：“披风抹月无边景；扫地焚香自在禅。”（《官林李氏七修宗谱》）生活于清后期的达埔人潘世琴，同治十一年（1872年）考取选拔生，入福州鳌峰书院学习，后在达埔岩峰书院教书，“寅更起读，丙夜删文，朔望则焚香弹琴，晴和则濡毫临帖”（《桃源潘氏族谱》）。吾峰枣岭村人林宅京，光绪七年（1881年）考取永春州庠生，“日执古书一卷，焚香默坐，玩味沉吟，与古人晤对于无言，不觉消世虑于何有之乡矣”（《藻岭林氏家谱》）。五里街镇仰贤人王万宗（1876-1962），清末附贡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县政协委员。他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悼念亡妻邱氏的诗中写到：“飘零湖海忆当年，累汝朝朝望眼穿。落魄归来犹不厌，焚香劝读旧诗篇。”（《湖窟王氏族谱》）回忆了其落魄之时犹有“红袖添香”的温馨往事。
此外，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永春文人墓中，出土了瓷制的香炉、香插；清和民国永春古大厝的木雕、砖雕、檐画、壁画里，不时有香炉的身影。这些都反映出永春文人嗜香的趣味。现在永春民间保存有大量制作于清、民国时期的青花瓷“书童盘”，又称“状元盘”，或产自永春窑，或产自德化窑。盘中大多绘一书生斜倚书堆，旁有一案桌，案桌上有一香炉，香烟袅袅上升，另有题字，或曰“晨兴半炷名香”，或曰“志在书中”。其中“晨兴半炷名香”一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赏心十六事》。“书童盘”巧妙表现了书与香的融合，为永春知识分子所广泛喜爱和珍藏，可以说最为真切地反映了永春文人与香的密切关系。
文人喜用香，对于奉祀“万世师表”孔圣人的文庙（也称圣庙），当然就更离不开香了。明弘治七年（1494年）永春文庙重修，“改制神案及香炉各十有五”（明蔡清《永春学庙记》）。现在永春文庙内仍保存着一方清乾隆三年（1738年）的《捐置文庙香灯碑记》，提道“文庙香灯之设，原有旧制”，士绅尤锡兰又捐田租以“增广香灯之费”。清康熙二十三年《永春县志》记载摆放在县文庙的礼器包括“鼎：炉也，用以焚香”。清乾隆二十二年《永春州志》记载当时所征田赋中有一项是“圣庙香灯银二两五钱二分”。笔者保存的一本清末手抄本《圣人经》，记录了古代读书人在文庙内向圣人（即孔子）祈求金榜题名所念的经文，其中有“焚香礼拜乞赐聪明”之语。对于被奉为“朱子”的朱熹，也是一样。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曾夜宿永春大剧铺（现吾峰镇吾中村），赋《宿大剧铺》诗，明清时期这里成为学子骚客的慕游之地，明末泉州府训导陈龙翔凭吊之余赋诗《小尖山怀古》，有句云：“大尖山，小尖山，霜风括括晓日寒。先生遗迹今未泯，古驿焚香陈幽兰。”反映了永春文人对先哲的追思。

清康熙年间武进士孙士澜，永春华岩，曾任温州镇标游击、宁波参将。他“工书能属文”，年轻时因科第不顺，遂弃文就武。他“状魁伟，膂力过人，夜燃香百步外，注矢射之，无虚发，众惊为神”（民国《永春县志》）。香在这里得到了妙用。

佛寺僧人与永春香文化

五代开始，诗词和史志中可以不断地发现永春佛寺和僧人用香的记载。五代初，曾流寓永春的著名诗人韩偓题《赠僧》诗有句云：“三接旧承前席遇，一灵今用戒香熏。”北宋初年，曾会，晋江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楚国公，游永春香积寺，留题诗句云：“寒岩路僻凭僧指，古篆香残待客添。”永春僧人真觉大师，俗姓陈，名志添，于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奉陈太后懿旨，入皇宫为遂宁王（即后来的宋徽宗赵佶）祝寿，获赐衲袈裟、金环、绦钩，并得哲宗御书“天下名山福地，永远居住”，著名诗人黄庭坚赠其诗云：“蒲团木榻付禅翁，茶鼎薰炉与客同。万户参差写明月，一家寥落共清风。”烹茶、品香，写出了文人与禅僧共同的雅趣。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永春僧人陈普足，即清水祖师，在安溪清水岩圆寂，其徒“杨道落发为僧，奉承香火，信施不绝”（宋政和三年安溪县令陈浩然撰《清水祖师本传》）。相传清水祖师在圆寂前曾指阆苑山说数十年后会现身于此，到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雷火烧山，自夜达旦，乡人异之，跻攀崖险，至石门人迹所不至处，见白菊一丛，姜一丛，香炉一，普足见于石门，俄云雾拥之而上”（明嘉靖《安溪县志》）。在清水祖师的家乡--永春县岵山镇铺上村，有一座南山庵，又称寿峰庵，原先保存有一座雕琢精美的莲花式石香炉，由陈真祐刻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元），上有铭文“山中之石，质坚不朽，琢为博山，寿峰齐久”等语。明成化年间，名僧文峰住持蓬壶普济寺，“就荒基募缘拓新之，祝圣有殿，栖禅有室，香积有厨（香积厨为佛寺斋堂），放生有池”（明颜廷榘《重修普济院记》）。在蓬壶镇仙洞山，有一方由僧人镌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的“蓬壶胜概”崖刻，并附刻诗句，内有“胜境千年在，香烟万古存”之句。在桃城镇白马寺，在一方清康熙年间由永春县令郑功勋撰写的《重兴白马寺记》碑刻，称该寺“历宋至明，香火勿替”。在县城桃源殿，有一方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桃源殿碑》，谓“自古有庙宇必有香火可以崇祀神佛”。在吾峰镇天马岩，有一方镌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重建天马岩序》碑说，该岩“自皇明建造以来，至今几百余岁矣。梵宇云栖，佛堂灯朗，远都人士莫不趋拜焚香”。
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也与永春神香结下不解之缘。对于香，弘一法师有独到的见解。他于1933年5月在厦门万寿岩讲演说：“敬佛略举常人所应注意者数条：……佛几清洁，供香端直，供佛之物，以烹调精美人所能食者为宜。”1939年2月在泉州光明寺讲演说：“供佛之香，须择上等有香气者。”1939年4月至1940年11月，弘一法师在永春普济寺闭门静修长达一年半，每日相伴他的就是一缕香烟。他在永春潜心编纂律宗著述，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等，其中便多次提道了香，如引事钞云清信女人入寺“必须摄心整容、随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养”，又说“此即作熏、犹如烧香熏诸秽气也”，“此无作熏、犹如香尽余气常存也”。由于求写书法的人太多，1940年2月弘一法师在给性常法师的信中说：“凡十二月廿七日以后交来登记者，皆须俟明年夏季放香时再写。”禅林僧众整日坐禅，每次以一炷香为度，谓之“坐香”，休息时谓之“放香”。

从上述“香火”“香炉”“香烟”等即可见佛家与香的紧密联系。在不少时候，一个“香”字，几乎就是“佛”的代称。除上面提道的香积寺外，永春历史上以“香”为名的寺宇还有妙香堂、香岭岩等。明万历年间进士陈绍功（晋江人）游永春高丽山道场岩，有诗云“曹溪香远留神瀵，庾岭花疏绽古梅”之句，即以“香”比喻道场岩佛法可远溯禅宗六祖曹溪惠能。在五里街镇吾边村的湖安岩，可以看到斑驳的门壁上有漆描的“香国”二字。永春人进行佛事活动，俗称“进香”。民国年间，民军和地方政府均在永春设“香楮局”，开征“香楮捐”（有的直接称为“香捐”），以“香楮”或“香”代指佛事用品和活动，可见当时进香之盛。供佛的资费，常称“香灯之资”或“香资”。神佛信仰向外传播，则俗称“分香”“割香”或“分炉”。

永春民间盛行的香文化

香之使用者，其实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祭祀祖先、祈神祷福，都离不开香。正如民间旧联云“香烟缭绕通九界”，三枝清香，意味着与上天和先祖神灵的沟通。
石鼓镇卿园村黄氏有数百年相承的《黄氏家范》，其中一条说：“祠堂年轮一人洒扫焚香。”（《卿园黄氏族谱》）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横口乡福鼎人郭所止，“朴诚守礼，居家晨昏必献香茗于祖先”；清代国学生郭和西，“为人知尊祖敬宗，念岑楼始祖祠朔望年节而外，炉冷灯暗，香烛无资，乃拨自己田租一千余斛充入祠内，付守祠人收管，令其焚香燃烛，全年朝夕永远无闲”（《福鼎郭氏族谱》）。民国初年重修的永春五里街《儒林宋氏族谱》订立“条约”，其中一条说：“朔望行香，须先一日就祠堂内打扫洁净，务要灯油满盏、香满炉。”
民国《永春县志》卷二十二“孝友传”记载了清代四位永春人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事迹，皆有“焚香”的情节：林世煐，蓬壶人，清顺治间武生，“母疾危，刲股肉疗之，并焚香祝天，愿减算以延母寿，疾竟瘳，人以为孝感所致云”；陈劝和，东关人，“兄患痢月余，百药罔效，祷于神不应，医皆束手，劝忧之甚，乃夜焚香告天，请以身代兄死，而自刲左股二寸许和药进之，兄果愈，时年才成童耳”；周世延，前溪人，“父病，汤药不入，世延时年十九，中夜焚香吁天，割股以进，父……旋愈”；林仰斗，蓬壶人，“父疾笃，焚香吁天，愿减算以益之”。吾峰镇培民村《桃源张格张氏族谱》有“孝女七娘传”，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七娘“乃处士应鼐之女，年十七，母王氏病，侍奉不离侧，濒危，焚香叩天增母寿”。在县城桃源殿，有一方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碑刻，立碑人林振声（监生）为叩谢玄武大帝，“充出金番银六十大员，敢劳僧得禄取去建田产，日夜香灼（烛）供奉大帝殿前，保佑声合家平安，男女康临，老安少怀，生理兴隆”。
在古代，祈晴祷雨，官府和民间都要参与，同样离不开香。清乾隆二十二年《永春州志》记载当时所征田赋中就有“祈晴祷雨香烛银一两二钱”。乾隆年间永春知州杜昌丁的《祷龙窟潭得雨》诗说：“万户焚香共秉诚，济时激起蛰龙惊。”描写了众多百姓共同拈香拜神祷雨的宏大场面。
在五里街翁公祠内立有一方《翁公祠记》碑，提道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永春知州翁学本离任之时，“州民焚香罗拜，充塞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