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同安的汀溪水库，曾经是我国南方生产青瓷的著名窑址所在，珠光青瓷便产自这里。图/何东方

    走进千年古城的厦门同安，散落各处的“海丝”遗迹令人目不暇接，如同翻开一本厚重的史书。这座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诸多关系的古城，古渡、古道、古窑，让人感受到古城历史的辉煌。

    历史上，一艘艘福建制造的“福船”满载瓷器、茶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驶向遥远的国度，拓展对外商贸往来；一代一代的同安人搭上商船，开始了海上贸易，沿“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以区域的文明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台湾、下南洋、走西洋、去东洋，拓展了“海丝”的领域，丰富了“海丝”的内容。

    珠光青瓷与海丝精神载体

   “海丝”就像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而陶瓷正是海丝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代表着东方精神和文化的精华，填上了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符号。作为古代“海丝”的重要物质载体，陶瓷产业发展在同安由来已久。早在宋代时期，产自汀溪窑的珠光青瓷便驰名海内外。

    平静的水面，绿得透亮的水，乍一眼看过去，一湾再普通不过的水面，跟平日所见水库无异，殊不知这水库里头可大有乾坤，波澜不惊的背后，一度是我国南方生产青瓷的著名窑址所在，珠光青瓷便从这里起航。

    珠光青瓷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得追溯到1956年。据厦门同安区汀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刘良镇介绍，当时，同安大兴水利，修建汀溪水库，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窑址。根据刘良镇的描述，那是一处涵盖多处窑址的大窑场，相对独立的遗物堆积有10多处，分布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窑炉遗迹14处。其中分布于库区南部西岸山坡延至水库坝头、西南部山坳，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遗物堆积最厚达5米多，窑炉8处。而库区西岸山坳内面积约2万平方米，发现4处龙窑和1处粘土夯筑的馒头窑，水库中北部西岸也有元代窑炉一处，库区东岸散布瓷片及窑具等遗物。

    记者了解到，汀溪窑以生产青瓷为主，兼烧白瓷、青白瓷及极少的黑釉瓷、酱油瓷。宋代以碗、盘为大宗，还有碟、杯、钵、瓶、盒、灯、砚及小雕塑等；元代产品以白瓷居多，碗盘为主。2002年在福建省、厦门市博物馆联合考古发掘中，发现大量汀溪窑烧造的、外有直线梳篦纹、内有浅刻花草纹、花草间有用竹篦划出连续细点条纹的青釉碗，就是如日本学者所称的“珠光青瓷”。

   图/珠光青瓷碗

    当时联合挖掘的是位于西岸，靠近大坝山坡暴露的两条窑炉遗迹，两座窑炉南北相距约50米。据相关资料显示，其中，北侧窑炉为南宋时期斜坡式龙窑，残长49米，窑内宽2.4-2.8米，两侧窑壁残高分别为0.95-1.25米，窑尾可见烟室。南侧窑和北侧窑炉内都有两道带通火孔的隔墙，窑床底部垫沙层并排列整齐的匣钵窝，用于固定摆放匣钵，窑炉两侧有窑门、小道和护路基、护窑墙（又称窑奶）等，两侧窑门有7或8个，方便进出。窑炉发掘后已按保护方案回填和复原，随着水库水位的上升，窑址便长期深藏水下。

    上千件碗、盘、碟、洗，还有壶、瓶、炉、杯、罐、钵、砚、水注和人物塑件等丰富多样、种类齐全的瓷器精品，惊艳了人们的眼，非常直观地说明了珠光青瓷是古代海丝的重要载体。而这只是汀溪窑的冰山一角。从窑炉的构成、长度、宽度、高度等数据显示，汀溪窑的规模之大、产量之丰可见一斑。此后，类似风格的青瓷窑址在福建南安、安溪等16个县市也相继发现，因此学术界约定俗成，将类似风格的青瓷统称为“同安窑系青瓷”，但由于汀溪窑发现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而成为“同安窑系青瓷”的代表、鼻祖。早在1963年，汀溪窑址已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吸引了大量海内外学者和游客慕名而来。

     匣钵厝

    汀溪是中国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自宋代起，从这里的龙窑出窑的珠光青瓷，大量外销日本、菲律宾、印尼等国，甚至远销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出产品。“每到枯水期，窑砖、匣钵、照子等大量遗存窑具都会浮出水面，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汛期看不到，”刘良镇坦言，虽然眼下汀溪窑址难见，但由其衍生的“匣钵厝”从侧面讲述了汀溪窑曾经的灿烂与辉煌。

    匣钵厝又称为碗匣厝。汀溪碗匣厝古民居大多建于清末，这种建筑用汀溪窑的碗匣与汀溪河床采运上的卵石共同垒造，厚实的房基和轻巧的碗匣墙面，浑然天成，朴实无华，形成了当地特有的古民居风格。匣钵厝在褒美、路下、古坑一带乡村分布着。

图/匣钵厝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来到褒美村，说起匣钵厝，当地人并不稀罕，在他们生活中，这些房前屋后甚至自家民居便是这种建筑体，再正常不过了。走在村里，一个回头，一个拐弯，便能邂逅匣钵厝，匣钵装饰的山尖墙面齐整码砌，既坚实耐用，又极具地方特色。

    据当地村民介绍，眼前所见匣钵厝至今有100多年历史。听老一辈人说，墙上的装饰皆来源于附近汀溪窑址里运来废弃不用的匣钵。刘良镇告诉记者，路下、褒美村距离汀溪窑最近，这里的匣钵厝也较为集中，有上百栋以上。匣钵大量用于建房，可见直到清代同安窑业还十分发达。诚如同安文史专家颜立水所言，汀溪窑址堪称宋代的“同安工业区”，制陶手工业极为发达，产品远销世界，早在修建汀溪水库时，从库区搬迁出六七个村庄，村民大都是窑工的后代。

    由于年代久远，不管在路下还是褒美，这些所谓窑工的后代，对于祖辈制陶史已无从追溯，但一代一代的同安人上商船，浮海泛舟，游弋东西洋之间，闯绝城之墟，凌风涛之险，络绎不绝地将瓷器、茶叶等输出域外，创造了“下南洋”的辉煌历史，如今，同安人的足迹遍布海内外，开枝散叶，繁荣昌盛。

    一件件珠光青瓷，从汀溪隘头古渡启程，沿着汀溪一路前行，到与莲花溪会合处的草仔市码头，被从小木舟换上大帆船，再经泉州刺桐港，流入海洋，构筑自己的海上世界。

    颜立水告诉记者，草仔市码头曾是宋元明清时期，同安城外通往内陆的商贸集散地和水陆联运衔接点，旧时商品通过船运抵达码头，再连接码头旁的商旅驿道通往外界。

    祥平街道过溪村东岸的大榕树下，便是草仔市所在，它西临莲花溪，南面不远即是莲花溪与汀溪的交汇处。昔日熙熙攘攘的码头胜景，如今难觅，就连原来榕树下附近的河岸所留有驳船的石砌码头，也因后期改造和加固河岸而被填埋。只剩下数间荒废的古厝式旧店铺，红砖墙体、卵石墙裙、木质店窗以及祖辈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诉说着昔日草仔市这个水陆通衢之地曾经有过的精彩往事。

    草仔市码头

    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已经离开人们的视野太久，太久。站在新建的大桥上，眼前豁然开朗，溪边、田园间，娇嫩翠滴，藤叶间散发出阵阵清新气息，碧水缠绕里，几畦绿绿蔬菜地，几头悠闲老黄牛，几个村姑一边唠嗑着家长里短，夕阳下，画面很温馨。如今，流经草仔市的水道虽然变窄了，但仍是活水，奔流不息。

    舟楫拥挤、货物如山的繁华景象，一度是草仔市码头最真实的写照，一批批茶叶、瓷器亟待起航，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忙于卸货。从这里出发的商船，驶往波澜壮阔的蓝色海湾，带去的中华文明让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一片惊羡。商品、人气在这里集聚，集市由此形成。

    过溪村旧名也称草仔市，除了瓷器，经由宋元古道运往海外的山货包括茶叶、竹子、笋干、粽叶等，也是运到草仔市码头装船后销向海外。而从“海丝”运来的火柴等洋货，经草仔市码头，肩挑马驮，借助古道运往山区。宋元古道，打通了海路与陆路间的筋脉，串起山海交通命脉，被视为一条双向的商旅、物流通道。

    岁月虽无情，古道却有情。始建于宋代的古道，沿用至近现代，起点是汀溪镇前格村的五里林自然村，上端在汀溪镇半岭村的半岭自然村，呈西北—东南走向。从五里林到半岭的山路海拔落差不大，只有三百米，因而骡子、马帮、行人过往并不吃力。

    过去的人们徒步或者坐轿通行古道，做生意的人通过古道把安溪、南安等地的茶叶、香菇、笋干、粽叶等特产运到同安，从同安带回海产、盐吧、锅碗瓢盆等日用品等。先民常借助骡子、马匹等翻山越岭而行，经过岁月冲刷的石头依稀可见古代挑夫负重歇脚的痕迹。

    宋元时期，同安汀溪茶马古道上商旅过往频繁，五里村、半岭村出现了数家客栈、商铺、饮食店，甚是繁荣。如今古道中途还留有多座旧时的客栈、货场、骡子和马匹过夜的棚屋等，以及一座石砌的土地公小庙，供过往行旅祈求平安。

    行走于幽幽的古道，看古道沧桑，看山林变化，与古厝、老树及古老的小土地公庙不期而遇时，一股对土地历史的情感油然而生。每次走进宋元古道，每次都有新的感觉，如同走进同安这座古城一样，深入接触后，你会发现，同安的多面，来自于她的多元。

    时光如水，古窑、码头、古道还有古民居等，共同见证了同安海丝的灿烂与辉煌，无不诉说了同安海丝路的源远流长，贯通古今，并将以崭新的面孔，开启与年轻世代的互动和联结。

 图/古道旁供歇息的牲口棚（半岭村）

     海商精神

    从同安的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一批批的同安人，也踏上了商船，沿着海丝之路，忙着与各个贸易势力周旋，忙着在各个港口采购、贩卖商品，将瓷器、茶叶等输出域外，又源源不断地运回香料、珠宝、象牙等贵重物品，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扮演着国际商人的角色。

    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西欧人开辟了通向亚洲的新航线。1516年，葡萄牙人先到达广州，不久就来到厦门港外的浯屿，与厦门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人私相贸易。接踵而至的还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

    本来，福建海上对外交通贸易的口岸，自唐朝到元朝，一向在泉州港。明初泉州港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漳州的月港（今龙海县海澄镇）。月港是个内河港，从九龙江上游刷下来的泥沙，日积月累，导致港湾淤塞，从而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厦门港是月港的出海口，很自然地接替月港登上世界贸易的舞台。诚如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所言，厦门港口刚刚兴起的航海贸易，立即与欧洲市场挂上了钩，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世界贸易体系。

    其时，厦门属于同安府管辖范围内。在与西方海上殖民势力较量的过程中，刘香、李魁奇乃至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这些亦商亦盗的枭雄们，无疑在大航海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出没于远东海域，与红夷时战时和，多啸聚于同安的沿海。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被政府视为寇盗，而另一方面则以经商才能和武装势力横行海上，与东来并且雄心勃勃的欧洲殖民者为争夺海上贸易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终明之世，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特别是闽南的海商，在没有政府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依然执掌着东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

    厦门文史专家何丙仲坦言，这一时期，经略海洋的众多海上枭雄中，不能忽略的是在地充当牙商的许心素这样的同安人，他曾是大海商李旦的下属，后来取得荷兰人的信任，在中左（今厦门）充当其代理商，他被视为漳州河（九龙江）口从事台湾贸易的主导人物，这在曹履泰的《靖海纪略》有详细记载，称其船巨坚、果用之打贼，尽用利器。

祥平街道过溪村东岸的大榕树下，便是草仔市所在。过去从宋元古道来的山货、珠光青瓷都从这里出发，流向海外。

图/陈嘉新

    据天启七年（1627年）同安知县曹履泰所记：“杨禄、杨策俱在许心素家，总镇提之不出。又云，今素与杨禄等，俱在充龙地方同室而居，”明言许心素家在充龙。充龙，位于九龙江北岸海滨，时属同安县积善里二十都。

    根据厦门大学历史所原所长杨国祯教授的研究，充龙在十六世纪就以通番著名，是对台贸易的发祥地之一。十七世纪初，陈第在《东番记》中就指出：“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兴贸易：以玛瑙、瓷器、布、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

    从事海上贸易，开拓海外市场，争取海上贸易主动权，本是利好颇多之事，然而许心素家族却被明朝官府视为勾引台湾荷兰人贸易的“巨奸”，是充龙对台贸易传统沿袭和发展的结果。当西欧商人的航海贸易“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而得到顺利发展，中国商人的航海贸易却在封建政权的扼杀下艰难地挣扎。1547年，明朝政府处斩97个“非法”与葡萄牙人贸易的厦门地区商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得不提的是，当佛郎机（葡萄牙人）的船只进入大厦门湾时，正值嘉靖年间海禁最严的时候，著名的理学家、同安人林希元在他的《与翁见愚别驾书》却敢于不畏权贵，提出应该与佛郎机进行贸易的观念。这个明代“海国文明”的思想奇葩，其思想之前卫可见一斑。

    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在征服海洋、驰骋海上贸易中，除了许心素、林希元等，包括洪旭、陈辉、施福等同安籍海商，是郑成功缔造的海商集团中不可或缺的智囊团，既在郑成功军事、海贸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时俱进的经略海洋思想早早便已在他们心中扎根。没有帝国的商人，凭着智慧、借助乡族的力量，不仅得不到朝廷支持，还要躲避官府的追捕，众多驰骋海上的同安商人在夹缝中拓展，守护着一条海上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