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之一，宋元时期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中心”定址泉州。

泉州朝天门  高泽漳 摄

唐代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兴起

 在唐代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商贸往来多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开展，鲜有阿拉伯人到达福建经商或者生活。进入唐代以来，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进一步深化，唐代时期政府开放了交州、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杨州、楚州(今江苏淮安)诸港开展对外贸易。唐朝廷也采取了奖励和保护外商的政策，就有部分大食商人来到中国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定居，他们被称为“往唐”，唐朝时期泉州就出现了大食商人定居地，史书上称为“蕃坊”。

唐朝中叶，由于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战役的失利与此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内讧和战乱的爆发，黄河流域生灵涂炭，唐王朝与阿拉伯联军在中亚地区的战争又使得陆上丝绸之路难以为续。此时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南地区转移，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逐渐走入中原文化的视野。唐代，中央政府在行政管理上采用的市舶司制度为农业大国植入了海洋经济的因素。这对于强化自古以来的福建经济文化的区域性特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构建中古世界海洋经贸交通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

我国历史上的海外贸易多是在封建王朝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中央政府的态度决定了海外贸易的兴衰。唐王朝认识到海外贸易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海外互市的措施，使得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曾下令保护广东、福建、扬州等地的外商，规定:“除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地处福建的泉州港发展海外贸易的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唐王朝对之予以特别的关注，并在泉州设立“参军事”，专门接待海外来往使节和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从此泉州港便日渐兴盛。

宋元时期泉州与阿拉伯世界的经贸往来

泉州港的兴起带来福建与阿拉伯世界的密切往来。

福建与阿拉伯世界的经贸往来到了宋元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本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泉州港的对外贸易。福建地区的泉州港的兴起既有其自然地理位置优越的原因，也受当时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从自然地理位置来看，泉州港地处亚热带，海湾曲折，适合商船停靠。古代的远洋航行全靠季风的推动，泉州港濒临台湾海峡，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这让从泉州出发的海船不论到东北亚，还是去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的阿拉伯国家都十分便利。比较而言，广东港口在东北季风时只适合向南航行，西南季风时船只回到广东后就很难再次出港，宁波、乍浦这一类港口最适应前往东北亚地区的贸易，其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阿拉伯国家贸易的船只经常要到泉州港口候风，以船商大多选择风向便利的港口出航，由于古代贸易船只逆风航行非常困难，所以与其它的港口相比，泉州港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从历史背景来看，宋在北方与辽国、西夏及金国等发生多次战争，后不得以将都城由汴梁（今河南开封）迁往南方的临安（今浙江杭州）。靖康之变后，南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临安，由于当时宋金对峙，两浙路各港口的海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从东海航路来中国的商人于是常到泉州停泊。所以泉州港良好的季风因素和政治环境,成为很多船商理想的起始港,这也让“水陆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驿之重”的泉州成了舶货消费的中心。宋人赵汝适著的《诸蕃志》中记载“下南洋，西去大食的中外船只均从泉州起航，自泉州至本国（占城）顺风航行二十余程，赴真腊国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至三佛齐冬月顺风月余可达。”元代著名的航海家王大渊两次出海也是从泉州港出发。宋元时期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因当时泉州遍地种植刺桐，故以“刺桐港”之名蜚声寰宇，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能发展为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离不开泉州的阿拉伯商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操纵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是阿拉伯、波斯商人，形成了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元朝蒲蕃海商操纵泉州港近一个世纪，为刺桐港政治经济声势显赫的特殊阶层，在他们着力招诱下来港的蕃商络绎不绝。元代中叶以后泉州巨商几乎皆是新来的色目人。如前有合只铁即剌、马合马丹等，后有赛甫丁、阿里迷丁、那兀纳等。元代刺桐港的海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为蕃商所垄断。长期寓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和当地居民互相通婚，从血统上相融合。几百年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己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据族谱记载，现在泉州一带的丁、金、夏、马、郭、葛、蒲等姓氏，他们的祖先很多和阿拉伯人有血缘关系。如泉州原南教场附近的蒲姓住户，就系阿拉伯人蒲姓的后裔。泉州后诸港对岸的惠安县百崎村，多数姓郭，其先祖也与阿拉伯人有血缘关系。以泉州晋江陈埭镇丁氏为例，据丁氏族谱记载，其宗族是元代阿拉伯人赛典赤瞻思丁的后裔，因躲避战乱而迁居晋江，为隐姓埋名，取祖先名字末字“丁”为姓氏。虽已历经几百年的汉化融合，丁氏族人还是保留了部分阿拉伯文化。

石狮蚶江古码头一瞥

泉州市舶司促进福建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

泉州港到北宋前期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持续到明朝成化八年即 1472 年，此后市舶司迁往福州），“掌蕃贺、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确立了泉州成为重要贸易港的地位。此后，泉州市舶司就与两浙路市舶司及广南市舶司并称为三路市舶司。后至南宋初，由于宋金战争，常年兵乱和战火的威胁之下，原地处浙江地区的“三司”中杭州和明州（现在的宁波）的海外贸易受此影响甚大，海外商贾因畏惧战乱多不敢前来经商。此后，宋高宗建炎三年九月至建炎四年四月，金兵从北方长驱直入攻进江浙一带，所到之处皆饱受战火摧残，更使杭州和明州两港遭到严重破坏，自此一撅不振，以至于到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取消了这两处的市舶机构。与杭明两港的情况相反，地处福建的泉州港因远离宋金战争战场成为南宋小朝廷的一个重要海上门户，其经济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成为与当时广州同等重要的南宋海外贸易港，泉州港从此兴旺壮大，直至元朝末年“亦思巴奚兵乱”。

宋元时期的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居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为市舶司，而泉州市舶司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在宋元时期，泉州市舶司的任命还呈现出一个特殊的现象——常有阿拉伯人获得当时朝廷的任命。南宋末年，阿拉伯人蒲寿庚因平定海盗有功，出任泉州市舶司。《宋史·演国公纪》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条载:“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攻取浙、闽等地，灭亡南宋的战争还在继续，元朝政府就在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招降并重用蒲寿庚。次年八月，又通过蒲寿庚向蕃商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以所欲”。元代市舶贸易购入的货物通过两条商路运往大都，两条商路都始于泉州。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6》记载，元代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及同提举的阿拉伯人至少18人。阿拉伯人长期控制泉州的市舶机构，十分有利于阿拉伯商人进行海外贸易。在阿拉伯人把持泉州市舶机构期间，不知有多少蕃商因“种人”（阿拉伯人担任市舶司）的缘故而获取私利。阿拉伯商人熟知域外地理，又善于航海，在其“种人”控制了市舶机构的泉州，自然会有许多人经营海外贸易，其中获利丰富者不在少数。随着经由泉州开展的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壮大，泉州市舶司也为宋元时期的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南宋绍兴末泉州市舶司的岁收入约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由此可见泉州市舶司在当时对外经济交往以及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同时泉州市舶司设置以及其采取的开放而友好的对外政策，又进一步的促进了福建与阿拉伯世界的频繁贸易往来。

宋元时期福建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品

宋元时期，中西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泉州港输出的大宗商品是丝绸、陶瓷器、铜铁器和泉州的泉缎。泉州港附近晋江磁灶窑、南安窑、德化窑、安溪窑、永春窑等地方窑口烧造的瓷器，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远销到世界各地。“南海一号”出水后，经过发掘不断涌现当时属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比如德化窑的青白瓷，磁灶窑的绿釉，此前还发现部分瓷壶、盖碗花纹有异域风情。此外，沉船上的瓷器还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文化交流，比如磁灶窑的绿釉盘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再如小罐和粉盒等都是世界不同文化交往的实物器形等，这些也体现了当时泉州这个港口城市的多元包容特征。沉船上80%青白瓷来自泉州、沉船的吨位跟泉州古船相似、沉船上的金镯曾在泉州出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丝绸纺织品也曾是宋元时泉州对阿拉伯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尤其泉州产的“泉缎”，历史悠久，它以“刺桐缎”驰名海外，远销南洋、印度、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地。北宋时，南安人苏颂在他的《黄从政宰晋江》诗中有“绮罗不减蜀吴春”之句，赞美泉州出产的丝织品，说明宋代泉州之丝织品在社会上已颇享盛名。

从事外国海上贸易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最多，他们从阿拉伯世界及南洋等地经泉州港输入国内的商品有乳香、龙涎香、木香、苏合香油、降真香、沉香、檀香、肉豆蔻、没药、蔷薇水和安息香等香药，这其中有七种在宋代已入药，成为我国民间的常用药品。明代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也吸收了许多从阿拉伯和印度传来的药物。我国医药学中的“苏打”一词，就是从阿拉伯语来的。伊斯兰的科学、文化与艺术也广泛传入中国。在此期间，中国的先进文化也传入西亚，并传至欧洲。

明代以后泉州港日渐衰落

明代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较之宋元两代发生了显著变化。明太祖屡次发布诏令，严禁沿海军民出海贸易。洪武四年（1371年）12月，明王朝下诏给吴王左相靖海王吴桢，宣布“濒海军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洪武十四年和三十年，又分别下令严禁交通外邦。到了洪武27年，进而下令民间“禁止使用蕃香蕃货”，“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寊之重法”，从而形成了“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但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不是禁绝一切海外贸易，而是把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的形式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明前期在推行朝贡贸易过程中，采取超额的赏赐。明代官方贸易到郑和七下西洋时期达到鼎盛。但高价的收买，优惠的接待，无偿的运输，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就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后来明政府采取了以市场限价付款的办法，打破了“厚往薄来”的原则。因之，各国贡使日益减少，最终导致了朝贡贸易的衰落。受明朝朝贡贸易的衰落的影响，泉州港所面临的国内大环境变差。明政府采取的海禁政策使得有走私之便的漳州月港取代泉州港的地位。

1991年迪安博士等参观古船陈列馆  杨湘贤摄

泉州港的衰落在于元末明初的战争消耗了泉州地区的物资基础和海商力量，同时也遮断了泉州港的国际贸易的全球网络。而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的设置和海禁政策的施行使得泉州的海商力量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重新开放对外贸易，海外贸易断绝一百九十三年之久。由此，泉州的海商阶层出现严重断层，难以为续。这一切最终导致泉州港开展海外贸易的经济环境恶化，并逐渐衰落。明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侵并逐渐取代阿拉伯商人的海上地位，终结了阿拉伯人为主导的世界贸易格局，也影响了泉州港的发展，自此福建与阿拉伯世界的经贸往来一度陷于停顿状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航海技术的成熟以及新航线开辟，相比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各国，西亚地区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开始走下坡路，其原来所从事的沟通东西方经济交往的海外贸易已部分地被欧洲殖民者替代，阿拉伯商人的海上地位被逐渐取代。

对当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启示

用好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政策优势。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泉州港的发展除了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之外，当期中央政府对其的支持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唐朝在泉州设立“参军事”，专门接待海外来往使节和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加之泉州港具备较好的港口条件，唐朝时期开始繁荣起来。宋元明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盛也离不开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其的支持和关心，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要充分使用党和国家给予的政策优势。福建作为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尤其与东南亚、中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频繁，人文交往密切。当前要充分考虑如何将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政策优势用上，获取更好的成绩。

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场一瞥

注重发挥泉州与阿拉伯国家的纽带作用。福建与阿拉伯世界的往来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阿拉伯人为主的海洋贸易对当地经济所产生的拉动作用。福建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泉州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至今约有5万人仍然生活于此，阿拉伯国家对泉州有一种亲缘般的认同。这些阿拉伯后裔中不乏善于经商者，比如安踏体育董事长丁世忠、361度董事长丁辉煌，以及特步国际董事长丁水波等。当前居住在泉州的阿拉伯后裔不时还可以得到阿拉伯国家在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指导，泉州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发挥泉州与阿拉伯国家的桥梁纽带作用。

保持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泉州港的兴衰充分证明了开放政策对于经贸关系开展的重要性，泉州港的发展起步于唐，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成为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此后，泉州港在明朝日渐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朝的禁政策。这告诉我们在当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进一步的破除各种阻碍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不断将对外开放推动到更高水平，才有足够的动力去实现和推动泉州参与海丝先行区建设的既定目标。

（文/刘京华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从事世界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