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担当

文/李晓东

作者简介

李晓东，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贽，我国明末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戏曲小说评论家，在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和《人民日报》发表的《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把李贽列为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红旗》杂志等编写的《中华英杰录》，把李贽列为我国历史上83位英杰之一。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把李贽列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上25位思想大家之一。李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获得如此赞誉，与其担当精神不无关系。

对历史的担当

体现在写《藏书》，确立“不以孔子是非为判断是非标准”思想。该书取材历代正史，载录自战国至元末约八百名历史人物的传记，李贽按照自己的观点把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分类，对一些类写了总论，对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论写了自己的专论和简短评语。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体现在写《史纲评要》，驳斥儒家对历史的歪曲。该书最早于万历四十年 (1613) 刊印于南京，次年甲寅又有茂勤堂翻刻本。由于几次禁毁, 此书存世极少, 1974 年中华书局根据泉州存本（万历癸丑本）校补重印。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简略地记载了从“唐尧至元计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年”的中国历史，以“批”“评”的形式，通过眉批、夹批、断后评和对史文的圈、点、抹等，表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在封建时代李贽即敢于面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尊儒反孔思潮，以反潮流的战国精神，肯定法家人物的历史功绩。体现在其“原情论势”的施政理念。所谓“原情论势”，就是根据客观条件和情况来对人对事，反对凭借主观臆断去看待问题，反对用一成不变的态度和固定的模式处理不断发展的情况和千差万别的事物，用现在的表达方式就是“实事求是”。

对国家的担当

李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在回乡抗倭。嘉靖三十九年（1560），其父去世回乡奔丧，碰到倭寇入侵泉州，不顾丧服在身，立即参加守城抗倭。《卓吾论略》“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间关夜行昼伏，馀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嘉庆《晋江县志》卷十八《武功志》载，“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正月，倭寇南安英山等处。三月，又一支在浔美等岸焚劫。四月至车桥，焚屋杀人，直至城下，焚屋而去。”）体现在疏通民族关系稳定民心。

李贽初到云南姚安，当地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经调查，获悉历次动乱，与少数民族的土司、土官不稳定有很大关系。明代在云南设置了“土流”兼治的制度。“流官”，就是由朝廷直接派到云南的官吏，一般任职三年，根据政绩决定升迁或罢免，如李贽本人；“土官”则是朝廷任命的少数民族的酋长或少数民族在当地有势力有威望并都归顺了朝廷的汉族大姓、地主，土官可以世袭。李贽根据实际，努力做好少数民族上层有影响的土官、土司的安抚教育工作，对之晓以国家民族大义和利害关系，为姚安的社会安定、民族和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在对国家疆域安全的担忧。

在万历二十年，得知发生震撼朝野的“西事”——宁夏兵变，以及倭寇“谋犯天朝”的告急情报，虽已辞官，仍然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感于宁夏兵变和倭寇入侵，写了《二十分识》和《因记往事》等不少诗文，表达了对国事的担忧和关心。特别是在《因记往事》表达了对朝廷涣散、无人才可用和使用庸人的愤慨：“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对百姓的担当

李贽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任知府三年，恪尽职守，廉政爱民，造桥建祠，纠风兴学，深得民心。到云南姚安后，李贽践行“原情论势”。看到姚安遍地创伤，满目疮痍，即写两副对联悬挂衙门两侧，表达自己的施政理念：“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听政有余暇，不妨甓运陶斋，花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在此理念的主导下，做了大量有益百姓的工作。比如当时姚安管辖的连厂河经常因夏秋两季下大雨，洪水肆虐，船只难行，影响老百姓生活出行，李贽带头捐薪俸，建造石桥（李贽桥），方便老百姓出行，如今历经400多年依然挺立。又如姚安城内有一条街道连年火患，百姓饱受其苦，称其为火神街。实际上是当地建筑多为木结构楼房，并且数十间连在一起，犹如泉州古城的中山路骑楼，建房结构不合理，一旦火灾，则蔓延难以扑救。当地人认为是没有设火神祠，火神作乱。李贽实地考察后，采取科学有效措施，提倡城建、民房采用砖石木混合建筑，同时设立防火道和蓄水池，杜绝了姚安城内年年发生火灾的隐患。同时，根据老百姓意愿，募捐买地建光明宫（火神祠），解除老百姓心头病。特别是，李贽反对用严刑苛法惩办少数民族百姓，设法增加与少数民族老百姓接触的机会，为降低官府在老百姓心目中威严可怕的形象，经常在佛寺庙办公断案，深得士绅百姓拥戴。李贽辞官后，“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姚州志》）。

对家庭的担当

自李贽祖父辈开始，家族经济一般。祖父竹轩有子女四人，据《李章田墓志》载：“赠南京刑部郎中伯兄钟秀公，以子姚安守载贽君贵。……四人自少长暨娶，同室共饮，家庭迄无间言。厥后食指蕃滋，庐舍秋阨，竹轩公始令折著分居。”说明李贽祖父时，是个“同室共饮”的大家庭，但人口多，住房小，收入微，生活不充裕。而李贽的父亲李钟秀作为泉州府学秀才，以教书为业，生了五男三女，同样是个大家庭，也经常衣食不继，要靠当小商人的二弟“馈膳服劳”，补贴伙食费。由于兄弟众多，家境困窘，李贽二十岁就开始外出谋生，到晋江青阳教书。其《与焦弱侯》：“弟自弱冠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三十三岁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刚到任几个月，就因父去世回乡奔丧并守制三年，三年服满后，因泉州大饥荒，不舍家人在乡受苦，携带家眷入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到北京等了十个月，仍未获任职，但盘缠费用耗尽，只好招徒讲学养家糊口（“居京邸假馆授徒，等候官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辞官后，寓居麻城维摩庵，有人攻击其学佛是“弃人伦，离妻室”，不承担家庭责任。李贽辩驳自己绝非是个“弃人伦”的人。《焚书》卷一《复邓石阳》： “年来每深叹憾，光阴去矣，而一官三十余年，未尝分毫为国出力，徒窃俸余以自润。既幸双亲归土，弟妹七人婚嫁各毕。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儿孙。……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更有甚者，在其交代身后事时，说若自己死后，简单埋葬，不要派人回乡报丧。知道其女婿家贫不富，担心女婿借钱为其按世俗料理后事。“庄纯甫不晓我意，犹以世俗情礼待我……其家既穷，来时必假借路费，借倩家人，非四十余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审如此，……何必如此以害庄纯甫乎？”

对朋友的担当

体现在对朋友的体谅。万历十七年（1589），其妻子黄宜人去世后，李贽感到孤单，想到北京从好友焦竑而居。得知焦竑“身心俱不闲”后，为避免增加好友的负担，打消前往北京的念头。体现在为朋友两肋插刀。万历二十五年（1597），焦竑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对徐光启答卷十分欣赏，拍案惊叹“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推为第一名。给事项应祥等人对焦竑进行诬陷，焦竑上疏自辩，疏稿传出后，李贽即于疏稿后附文为之辨诬。焦竑被贬为行人后又被谪为福建福宁州（今霞浦）同知，李贽写信劝慰。体现在劝告朋友“尽人伦”。万历十六年（1588），好友曾继泉拟落发出家，李贽听闻，写信劝阻。

《焚书》卷二《与曾继泉》：“闻公欲薙发，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则妻妾田宅何所寄托；有妻妾田宅，则无故割弃，非但不仁，亦甚不义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胜出家万倍。今试问公果能持钵沿门丐食乎？果能穷饿数日，不求一餐于人乎？若皆不能，而犹靠田作过活，则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我当初学道，非但有妻室，亦且为宰官，奔走四方，往来数万里，但觉学问日日得力耳。后因寓楚，欲亲就良师友，而贱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归。然有亲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余又以尽数交与，只留我一身在外，则我黄宜人虽然回归，我实不用且，以故我得安心寓此，与朋友嬉游也。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如公壮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业不大，又正好过日子，不似大富贵人，家计满目，无半点闲空也。何必落发出家，然后学道乎？我非落发出家始学道也。千万记取！”体现在不让朋友受牵连，万历三十年（1602）首辅沈一贯指使礼科都给事中张问答疏劾被捕时，马经纶冒最同行，李贽大声疾呼“逐臣（指马经纶）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叫马经纶不要白白跟着去受牵连。马经纶不但与之同行，还多方奔走，设法营救。

当然，除了对历史、国家、家庭和朋友的担当，李贽对自己也是有担当的。若非对自己有担当，中华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位如此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戏曲小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