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交馆的文化研究与域外交流

文/黄皓婧

作者简介

黄皓婧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

博物馆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集中表现，是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结晶，是一部人类百科全书。博物馆中展览的文物，涉及到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获取无限知识的大讲堂，是人类及各民族的艺术瑰宝，是所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凝结，在这种文化体认同下，必然能够催生出一种探索创新的精神。

公元10至14世纪(宋元时期)的古泉州（刺桐），是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上航运和贸易线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元代（公元13至公元14世纪），“海洋大通道”鼎盛时期，东方最大的海上贸易港口城市，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文化历史的研究与展示机构，以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发展为核心，做好历史文化研究与域外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海外交通史

“一带一路”，这项促进国际交流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和平倡议，唤起了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一段横贯东西，跨越千年，鼎盛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回忆。  

“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产生背景与提出，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将连接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品的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此概念一经提出即被西方学术界所接受；此后，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说明古代连接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通道不仅有陆路还有海路；20世纪60年代一位三杉隆敏的日本考古学家，在其1967年出版《探寻海上的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中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于思想解放，社会关注，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发掘以及国际组织对海丝历史的支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在国内外引起热潮，重新得到重视。

然而，早在八十年代之前，“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还未确立之前，中国史学界对于经由海路所连接的中外交通已有专门的研究，并称之为“海外交通史”（以下简称“海交史”）。从先秦至明清时期的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经历了开创、发展、繁荣、巅峰以及衰退这五个阶段。唐朝时期，中国的海外交通已发展兴盛，至宋元时期中国海外交通发展达到巅峰。在此期间，根据南宋市舶司官员赵汝适的《诸蕃志》与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中国与多达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联系，甚至出现了关于东北非、阿拉伯半岛以及菲律宾诸岛屿的确切记录。这一时期，整个太平洋海域的贸易由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的国家，印度以及中国所掌控。

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人在海上的野蛮殖民扩展不同，中国人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所开展的海外交通贸易，自形成以来，在近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和平的方式与沿线其他国家进行商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从不以大国身份发起战争，甚至是殖民掠夺。正是遵循着这样的发展理念，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然而，倚靠海洋霸权崛起的西方国家却担心中国意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建设“21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为名，争做海洋大国，谋求海洋霸权。国家为此通过各项政策举措试图向世界证明中国与以往的大国崛起不同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不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改革与开放。在这种种举措中，中国海交史的研究以及海交史研究的实体展示机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就充分发挥着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海洋强国地位，以及千年来持续推崇的和平、包容、互利的海外交通发展思想。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发展

作为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海外交通史”涵盖港口史、造船史、航海史、贸易史、移民史、宗教史、外交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内容。然而，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不论是航行在印度洋上的中国水手，查验往来商船的港口官员，甚至包括记录下泉州与海外联系的游记作家等都无法意识到他们是在为中国的海外交通做出贡献，更谈不上具体的研究。正如中国元史研究家陈高华先生所言，真正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海交史，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上世纪初，中国海交史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张星烺和冯承钧先生。正是通过两位先生的研究，有关海外交通的文物史迹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中最有意义的正是泉州港的重新发现。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提到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是在中国东南部的一座叫做Zayton的城市，同时期游历中国的伊斯兰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学者伊本白图泰也曾到达这座港口城市，并盛赞其为东方大港。这样一座在外国游记中享誉盛名的中国宋元时期最大的国际港口，其实就是古港泉州，Zayton是闽南语“刺桐”的音译，指的就是泉州城。然而这座城市由于在明代后期因海禁政策逐渐衰落，其过往辉煌竟湮没于现代人的认知中。1928年，张星烺先生等几位学界前辈来到泉州作考古调查，勘查了清凈寺、先贤墓、郑和行香碑等古迹，并将所见所考辑入《泉州访古记》且见诸报端，使这座古代名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泉州港的历史不仅是泉州本地的发展史，以其“东方大港”、“光明之城”的地位，宋元时期这座城市内所发展的一切，即是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发展的缩影。

紧随张星烺的研究，泉州也出现了几位优秀的本土学者，并且在文物考古方面有着巨大的收获。上世纪二十年开始，吴文良先生就着手收集散落在泉州的带有世界文化印记的宗教石刻，并于五十年代将自己所收集的两百多方珍贵的宗教石刻捐给泉州市政府。在他积20年之力完成的皇皇巨著《泉州宗敎石刻》(1957)一书中，收录了在泉州发现的伊斯兰敎、基督敎、摩尼敎、婆罗门敎及其他石刻160余方，为泉州以及中国中古时期的海外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正是由于吴文良先生无私捐赠的这一批珍贵宗教石刻，1959年，在中央文化部郑振铎部长和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倡导下，成立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以下简称泉州海交馆），在开元寺内举办早期展览、开展研究。海交馆的建立，不仅是中国第一座海事主题博物馆，更是中国海交史研究重要文物的收藏、研究以及展示机构。其后，由于文革的爆发，国内的海交史研究一度停滞。但是国内研究人员对海交史研究的热情并未消退。

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现的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犹如平地起惊雷，以实物证明了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位列世界顶尖，其水密隔舱技术更是领先了欧洲一千年。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参观泉州湾南宋古船后惊叹这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发掘古船同年，1979年3月26日至4月4日，“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在福建省泉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上海、山东、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广东、江西、福建等共150多人，提交论文65篇，内容包括中外交通史、中国古代造船史、航海史、海外贸易史、医药史、泉州港史和泉州湾宋船的结构、复原、古船的性质、航线、沉没原因和沉没年代，出土文物的鉴定、考释和科学保护等。

当时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提出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会来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的倡议，获得全体代表的赞同。4月4日，在研讨会闭幕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省社科院、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位正式联合成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由庄为玑、陈高华、许清泉、韩振华等研究海外交通史专家组成第一届理事会，推选朱杰勤为会长，会址和秘书处设在泉州海交馆内，业务挂靠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会还决定和泉州海交馆联合出版《海交史研究》学术刊物。从此，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古代海外交通历史（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热潮。

《海交史研究》期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主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以刊发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性期刊。自创刊之日起即肩负以国内外中国海交史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海洋文明的重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开展学术研究，着眼于历史，服务于现实。截至2019年，总共发行76期，刊登了海内外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及相关领域的名家大作，文章内容涵盖航海造船史、港口贸易史、中外关系史、科技文化交流史、外来宗教、海外移民、海交民俗、海交文献等诸多领域，四十年来为中国海交史的研究源源不断的提供理论学术支持与国际研究动态，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与推广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史料分析。

将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研究重新带入国际研究视野的，应该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起的一项丝路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至1997年发起了一项名为“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UNESCO 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aod: Roads of Dialogue）的长达十年的综合研究项目，旨在“突出因东西方交融所产生的具有复杂性的文化互动，以帮助欧亚人民形成丰富的共同遗产”。这次研究共探索了五条线路：从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之路；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洋之路；中亚的草原之路；蒙古的牧民之路；尼泊尔的佛教之路。1990年10月，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科考队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Fulk al- Salamah）大型邮轮，沿着这条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航线航行了27000公里，这次航行在长达154天的行程中停靠了21个港口，其中的一站就是泉州。在泉州考察期间所发现的宋元时期中国海外交通史迹以及相关的文物藏品令考察团的专家学者们大感震惊，停留的时间从最初的两天延长至六天。

1987年～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期间，中国海交史研究会连续三次参与并成功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包括“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学术讨论会”，显示了中国人在该研究领域的文化实力，获得海内外学界的好评。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同中国学者数百人分别参加这三场大型研讨会。在此基础上，近四十年来，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不仅组织筹办了大型海外交通史主题研讨会三十余场，其中十场为国际学术会议，以充分的文献资料，严谨的学术分析以及充分的考古证据，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进一步推动航海文化与中外交流史的研究的同时，联合国际学术力量向世界展示曾经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和平发展的中国海外交通史。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建设与推广

正是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考察的契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新馆得以建设，并且于1991年2月对外正式开放。

“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史陈列馆”展览作为新馆的第一个展览，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泉州港，以及这座港口城市在造船航海、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方面所创下的业绩，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史陈列馆于2017年改为刺桐：古泉州的故事展览。它以实物和图片，叙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泉州先民在手工业、海外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和抵御外来侵略等方面的历史。同时对外开放的还有在吴文良先生捐赠的两百多方石刻、海交馆建馆以来累积收藏的泉州宗教石刻展览，近四百多方石刻分别属于不同的宗教及文明，每方石刻上都镌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可能是记录一位远渡重洋而来的阿拉伯商人最后安息之处的碑铭，也可能是一群印度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商人为感谢泉州当地政府向他们签发商业执照而修建的印度教神庙，或者是自东罗马而来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向泉州民众传递信仰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基督教四翼天使石刻。两大展览甫一开放便吸引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当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部部长、“丝绸之路”项目协调员的杜杜·迪安博士评价说，“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两个文化机构最为著名和重要，一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另一个就是中国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泉州东湖之畔的两大海外交通史展览加上千年古刹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宋代古船馆已经令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蜚声中外，然而海交馆在收藏、研究、保护和展示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的道路上没有止步不前，而且尽力填补空白，其中就包括中国古代舟船研究。船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遥遥领先，凭借着这些体积巨大、性能优越的木帆船，中国人的海上贸易优势得以发挥，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掌握主导权和主动权。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末，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中国古代船模的头衔一直为比利时安特卫普市的“河边博物馆”（Museum Aan de Stroom）所拥有，反观中国国内竟然连收藏展示船模的博物馆都没有。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收到时任海交馆馆长王连茂关于建设中国自己的舟船模型展馆工作汇报时，即刻做出重要批示，“指出船是‘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载体，福建是我国古代海船的制造中心，泉州又是宋元时期中国最大的港口，在泉州海交馆筹建这样一个陈列馆是适合的，有特色，有意义，也有基础和基本条件。并强调‘这对充分展示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技术，确立我省在全国乃至世界造船史上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海洋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做出重要批示后，“中国舟船世界”展览建设经费得以落实，并于2001年7月建成且对外开放。海交馆内“中国舟船世界”展览的建立，终于填补了中国在古代船模收藏方面的空白。该展览是中国第一个展现古代船舶发展历史的专题性陈列馆，它以150多艘历代船舶模型、15艘实体船、100多幅图片及各种辅助展品的规模，展出了中国各水域和沿海各地历史上的各种著名船型，其船模拥有量在二十一世纪初位于全球博物馆第一，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的许多重大发明。

一直以来，西方学术界以地中海为文明摇篮，将15世纪才开始的跨洋航海征途命名为“大航海时代”，却很少提及和宣传公元10世纪就开始繁荣且交流频繁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古代阿拉伯人、波斯人在沟通东西方人力、文明、资源的巨大作用更是鲜于提及。正如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新书《丝绸之路：新的世界观》中写道：“几千年来，正是东西方之间的地区，即把欧洲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在泉州发现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伊斯兰圣墓以及数百方穆斯林墓碑石，见证了千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穆斯林国家友好往来，以及共筑海上丝绸之路繁荣贸易的历史。

出于对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研究以及中国与海丝沿线伊斯兰国家的友好交往历史的高度重视，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于2001年4月来海交馆检查他先前所批示的“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的进展情况时，听取了海交馆王连茂馆长关于“泉州伊斯兰文化陈列馆”的筹备情况的工作汇报以及阿曼大使的建议后，“当场指出：在‘海上丝绸之路’时代，泉州同阿拉伯国家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又保存着十分丰富的文物史迹，建立这样一个陈列馆意义重大。继续加强与发展我国同阿拉伯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是我们既定的外交方针。虽然最近中东地区除了一些恐怖主义事件，但国家的关系是永久的。像这种有特色、有意义的项目应该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批示，省、市两级的资金于2001年底全部到位，“伊斯兰文化陈列馆”于2002年2月正式动工。2004年2月15日，由阿曼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摩洛哥政府捐赠，福建省、泉州市两级政府共同投入的“伊斯兰文化陈列馆”主体建筑在海交馆新馆内落成，建筑面积8000㎡。展馆开幕式当天，“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驻华大使都应邀出席开工仪式。陪同前来的一位外交部官员说，这么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大使同时离京到一个城市参加活动，还是建国以来的头一回，可见影响之大。”这一展厅不仅以客观的考古物证和历史文献资料打破长期以来的海洋文化西方中心论，而且为“一带一路”倡议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推广奠定了坚实与友好的基础。

海交馆在六十年间不断丰富充实馆藏与陈列展览，不仅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以及宋元时期泉州港通商贸易繁荣、多元文化融合构筑了一扇窗，也为中国海交史与海洋文明走出国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铺设了一座桥。

1992年至2018年期间，海交馆积极开展了22场境外展览活动，从展览主题上看可分为四大类。

一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与航海技术”。该主题以中国古代各水域船模，尤其是郑和船队模型为主要展品，先后在意大利热那亚世博会（1992）、新加坡（2005）、葡萄牙里斯本“海洋——未来的财富”世博会（1998）、台湾鸿禧美术馆（1999/2005）、美国国家地理博物馆（2008）展出。

二是“侨乡族谱”。该主题以海交馆收集的数百本族谱为主要展品，为因海外交通贸易而远渡重洋，在异国生根的海外华侨华人寻根提供重要依据，先后在香港“中华族谱特展”（1992）、马来西亚“泉州百个家族移民东南亚族谱展”（2007）展出。

三是“多元文化”。该主题以海交馆收藏的宗教石刻为主要展品，不仅为世界三大宗教在泉州的发展提供历史证据，也充分展示了宋元时期因海外交通贸易发展而和平共存且相互融合的宗教石刻艺术，先后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2010）和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远方的故乡：10-14世纪阿拉伯侨民在中国”展览（2018）展出。

四是“海上丝绸之路”。该主题以在泉州发现的海外交通史文物，如泉州湾宋船随船出土物、外销陶瓷器、宗教石刻、海丝民俗物品以及中国古代海船船模，以福船为主等文物为主要展品，先后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1993）、科威特“中国文化周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文化节’”（2003）、日本“中国福建——琉球交流500年展”（2005）、韩国“张保皋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特别展”（2007）、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与创意城市展”（2014）、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国家博物馆“牵星过洋——中非海上丝路历史文化展”（2014）、文莱国家海洋博物馆“碧海丝路 东方之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2015）、马尔代夫国家博物馆“蔚蓝丝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特展”（2015）、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刺桐帆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2017）、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长风破浪——中斯海上丝路历史文化”展（2017）、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国家博物馆“华夏瑰宝展”（2018）等展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泉州海交馆积极主动参与海丝历史与文化的宣传，以海丝沿线国家为主，以博物馆展览作为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媒介，从专业严谨的角度以实物例证说明了国家之间历史上的友好往来，充分发挥海丝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及中国首家海事博物馆的研究展示功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泉州、了解“海丝”文化，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