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守民 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后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访学。曾任中国书协十二届展览、中国力量全国书法大展等多次展览审委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泉州师院书法系主任，副教授、书法硕士生导师。

林晨阳，泉州师院17级书法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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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纵横》杂志社 文/王守民 林晨阳）琉球作为明清时期中国重要的藩属国，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深受中国大陆影响，其书法亦深受明清时期中国大陆地区书风的影响，成为中国书法域外传播的又一产物。琉球的书家们通过对明清时期大陆地区各类书风的学习，逐渐确立了自身书法审美的倾向，其风格亦日渐明晰。作为明清时期中国书法域外传播的一个个案，其地位当是不亚于朝鲜半岛及日本地区的书法，作为闽台地区书法的一环，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及政治因素，导致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通过对现存于冲绳的各类琉球王国时期书法作品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则可较为清晰的理清其发展脉络，并从这个侧面来审视明清书法风格的发展、传播与衍变，进而对明清时期琉球书法的风格进行一个合适的判定，无异于能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琉球书法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书法的策源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一直产生着深远影响。作为明清两朝的藩属国的琉球，每逢新国王即位，即会向明清朝廷遣使请求册封，以求得认可。册封使团每次莅临琉球，都应琉人之邀而留有大量书作，其形式丰富多样，不凡各类条幅、对联、斗方、中堂、匾额以及碑刻，并与琉球文人们游览当地各处名胜，留下大量唱和诗作。其中，较为著名且影响较大的册封使团成员曾有郭汝霖（1510-1580)、徐葆光（1671-1740）、周煌（1714-1785）等。册封使团中的随从中亦不乏善书之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王文治。他的书名在其赴琉之前就已名噪海内外，朝鲜人与琉球人皆视其书为宝，争相以重金求之。其存琉可考的书迹经整理统计约有14幅，主要以赵孟頫书风写就，代表作如《游建善、广德、莲花诸寺作》，用笔提按分明，粗细相间，凹凸感强烈，节奏变化富有跳跃感。但结字严谨，起收笔处皆一丝不苟，不沾馆阁体丰肥之态，却颇见赵孟頫《洛神赋》之神，足见其不同于同时代书家对于赵书的深入理解。

    琉球王国的历史可分为第一尚氏王朝和第二尚氏王朝。第二尚氏王朝由于存在时间较长，且琉球王国向来十分尊崇中华文明，其王室对于中国书法的学习亦十分热衷，王室成员中亦涌现出一批擅书者，如尚温王、尚元鲁、尚慎、尚育王、马文英、尚健等人。

    尚温王为第二尚氏王朝第十五代君主，清嘉庆帝在其即位五年后派遣赵文楷、李鼎元二人为册封使前往册封其新任琉球国王。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赞尚温王“书法得松雪笔意” ，这一点可从其所书“海邦养秀”匾额中得以一窥。而通过其所书《赵文楷母寿序》的双钩本，亦能发现其书除师法赵松雪外，亦取法颜鲁公，其“横细竖粗”之态颇有《颜勤礼碑》之风。尚元鲁、尚育王、马文英、尚健四人皆以米芾为法但所呈现之姿却各有不同。尚元鲁约是清嘉庆至咸丰年间人，作书豪迈果断，字形大小相间，字距疏密有致，多晚明人大字行草书之风神。尚育王的书风则较为含蓄，用笔圆转，笔画丰腴，颇有馆阁之风；其弟尚健之书则略有棱角，稍有苏轼之感，兼参碑意；其兄尚慎则是取法董其昌，用笔圆转，章法颇得董文敏疏朗萧散之意。末代“国舅”马文英则是用笔方圆兼备，以赵孟頫笔意为主，兼有米芾之神韵。

    久米村书家群。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派遣福建三十六姓人家赴琉球居住，以助琉球建造船只及琉球人往来朝贡。自此，“闽人三十六姓”逐渐开始迁居琉球，并在琉球聚居形成“久米村”，开始将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传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由于为大陆王朝所“赐”，历代琉球国王皆十分倚重，他们世代享有接受教育、担任官职等特权，逐渐成为琉球上流社会的贵族阶层。明清两朝五百多年，琉球王室与大陆朝廷的主动联络亦是络绎不绝。除了上文提到的册封使外，琉球方面亦不断派出朝贡使、谢恩使以及大量的留学生。而留学生中主要分为有王室派遣赴中国国子监学习的“官生”以及大部来自琉球民间的“勤学”。“官生”们在国子监除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程朱理学外，亦作诗写对，研读历史，并参看诸如《杜佑通典》《钦定明史》《佩文韵府》等大量政治、历史及文学类书籍，每月亦接受老师们的各项严格考核，可以说是接受了不亚于国子监内中国学生的课业学习量。但事实上，经历留学的“官生”们在学成归国后，往往也在琉球国内担任各类重要职务，在琉球的各领域皆起到不小的作用，其中善书者当推明代的郑周，清代的马执宏、毛世辉二人。“勤学”们的求学地点主要为福州，他们主要居住于福州的柔远驿，学习内容除了“读书习礼”外，主要根据琉球国内生产生活需要，针对性的向福州各行各业学习各类生产技艺，如天文历法、风水地理、制茶制漆、制墨制砚等。在福州拜师求学者中，也不乏善书者，如归国后担任“通事”的梁得声，著名政治家蔡温、“儒学大师”程顺则，远赴日本萨摩藩教授日本人书道的郑嘉训。

    琉球本土书刻。琉球王国的各类重要政治、文化活动皆离不开闽人三十六姓，而书丹立碑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根据目前所收集资料之统计，可考且能确定书者姓名的琉球碑刻有14通，而通过对其碑文内容的解读，大致可知其主要为四种题材：修建道教神庙、通河造桥、翻修先人墓地、兴建孔庙和学堂，书丹者皆为久米村人士，其中不乏“官生”、“勤学”出身，如程顺则书《中山孔子庙碑》、郑国柱书《濬江碑》、金式枢书《重修天女桥碑记》、马执宏书《首里新建圣庙碑》；蔡修书《尚丰王御代》；杨文彬书《新修美荣桥记》，梁得声书《势理客桥碑》、郑章观书《琉球国新建国学碑文》等。作为书法作品留存的重要载体，碑刻在琉球书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既是琉球书法发展的见证，亦是琉球接受汉文化的象征。

 王守民作品 草书  临王右军二帖
   

    琉球书法风格

    琉球的书家们在取法上也有明显的选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师法颜真卿或欧颜兼参。林少骏在其《清代琉球来华留学生之研究》中亦提到“在南京国子监期间，郑周还用心钻研中国古代书法家，如王羲之、柳公权、颜真卿等的墨宝范本，融会贯通……最重要的迎恩亭（迎接册封使的第一站）、天界寺、龙王殿、永明山等的匾额都是郑周所题写的”，而结合现存的《迎恩》匾额拓本，可以确认郑周的书风确实有受颜柳两家之影响。程顺则所书丹的《中山孔子庙碑》以及郑国柱所书《濬江碑》皆为典型颜楷风格，章法上整齐排列，用笔逆入圆收，横细竖粗之态显著，所现庙堂之气亦与所处之孔庙相得益彰。蔡修重修九世祖蔡坚之墓时所书《尚丰王御代》（亦称《蔡氏大宗墓碑》），则呈现出“颜底欧面”之态，中宫较松却无颜书外拓之势，欧体内擫之态居多。捺划收笔处多现欧书隶意之笔，显得颇为含蓄，但在粗笔上却富有颜书《麻姑仙坛记》之风，这与其所处清道光年间崇尚欧体，习唐碑之风复兴亦有所关联。

    二是师法欧阳询。原碑立于清嘉庆年间，由金式枢所书的《重修天女桥碑记》（已毁于二战之中，目前仅见拓本）和“官生”马执宏于清道光年间撰文并书丹的《首里新建圣庙碑》，皆取法欧阳询。两碑的结字中宫收紧，主笔画向外伸长，平正中寓有峭劲。用笔上则是方圆兼具，略有隶意。由此可见，马执宏的书风当与其在国子监留学期间的日课习书，以及嘉庆道光年间崇尚欧体的风气密不可分，处于同一时代的金式枢亦受此风影响。

    三是取法董其昌并上溯米芾。清康熙年间，由于康熙帝尊崇董其昌书风，全国上下竞相习董，琉球留学生们在华期间亦受此影响。如蔡温、程顺则、马昌浩、尚慎，皆得董其昌结字欹侧，用笔圆转，字距与行距较为疏朗，富有董氏“疏淡”之气。而郑元伟、向克灼、向有恒、尚元鲁、郑嘉训等则是在取法董其昌的过程中开始上溯米芾，从他们的大字作品中可以看出，如向克灼的《月中丹桂 雪里梅花》、尚元鲁的《草随爱日生书带，兰及春风兆笔花》、郑元伟的《黄公望〈题画〉》、向有恒的《节录薛瑄〈从政录〉》、郑嘉训的《马祖常〈御沟春日偶成二首〉》，笔画粗细的转换显得更加泾渭分明，为凸显力量感而频用米芾之“蟹爪钩”式竖钩，用笔欹侧之态亦更为显著，这即可以说是因书写尺幅的变化而导致的一种风格异化的产物，又可以看做是琉球人在学董过程中不自觉得做到了“取法乎上”。

    四是师法赵孟頫或兼有馆阁体风气。对于赵孟頫书风的传习，尚温王、王德英、毛世辉三人当为代表，但他们三人却皆有乾隆朝馆阁体之习气，如上文所提及尚温王所书《海邦养秀》、王德英《相如列子七言联》、“官生”毛世辉所书《钱起〈暮春归故山草堂诗〉》，皆以赵子昂面目出现，结体宽绰秀美，墨色干净整洁，章法平淡，点画圆润而多丰肥之态而少赵书秀美之姿，缺少节奏的变化。
  五是师法钟、王小楷与晚明人大字行草。在一片习董学赵之风潮中，我们亦可看到诸如梁得声、郑章观这样以钟王小楷笔意书丹碑刻的作品，以及像郑德润、郑光瑞、郑嘉训这样大胆取法晚明人大字行草的书家。梁得声所书丹《势理客桥碑》，章法上行距有余而字距较紧，字形较扁，颇类钟王小楷，郑章观所书《琉球国新建国学碑》与其类似，长笔画左右伸展之势强烈，更显隶意。

王守民作品行书斗方 赠乔国方

    与明清书法的比较

    明代书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洪武至成化朝，以“台阁体”为主导的低潮期，中期为弘治至隆庆朝，以“吴门书派”为主导的转变期，后期为万历朝至明末，以“晚明三株树”所主导的变革期。清代书法的发展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继承明代帖学余续，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碑学勃兴，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碑学拓展，碑帖杂糅时期。总体而言明清两朝的书法皆是风格多样，呈螺旋式发展。相比之下，琉球书法从明初到清中期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晚清碑学大兴阶段却未能跟上这一步调，笔者以为主要是政治及琉球人审美取向的因素所导致。

    随着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强行改变日琉关系，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并列入日本“华族”，琉球的亡国危险已然渐进，其政府再无力顾及派遣留学生赴华事务，通过留学生赴华从而继续学习大陆地区相关书风这一渠道被阻隔。至1879年，日本宣布“处分”琉球，改琉球为冲绳县，尚泰王被迫前往东京，琉球王国灭亡，中国大陆地区与琉球的经济、文化交往基本中断，大陆地区书法在琉球的传播亦基本结束。反观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清朝自乾嘉以降，碑学大兴，既造就了包世臣、康有为等在碑学理论领域富有建树的大家，也出现了如伊秉绶、邓石如、何绍基这样由帖而碑，从师法唐人上溯魏晋及秦汉篆隶的书家，同时期的台湾地区亦因渡台流寓官员以及郭尚先等闽籍书家赴台讲学，使得台湾的碑派书法不断发展。尽管道光以降，国势因西方殖民入侵而日衰，但书法的发展始终未曾停止，台湾在日据时期，亦因出于对入侵者及其文化的排斥而着力研习来自大陆地区的何绍基、赵之谦、张裕钊等人的碑派书风，碑派书法在台湾得以继续延续。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是自明末清初就已兴起，以师法汉隶作为“碑学”先导的风潮并未对琉球书法产生影响。清初，在大陆地区存在着王铎、傅山、郑谷口、朱彝尊等师法汉隶的尚“古”书家，康熙朝册封使徐葆光亦喜隶亦以隶书作《琉球国新建儒学碑记》一通，但迄今为止冲绳境内所内发现的隶书作品仍屈指可数。不管是清初还是乾嘉以降“碑学”大兴的晚清，琉球都未出现如大陆地区一样习隶的风潮，可见汉隶所代表的“拙”的审美倾向未能为琉球人所接受，琉球人的审美仍然倾向于代表正大和庄严的馆阁书风，即使有伊秉绶、何绍基等这样兼擅碑、帖的书家，其影响力亦未到达受帖学以及馆阁书风所笼罩下的琉球。

   （林晨陽系泉州师院17级书法研究生）